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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的科举，似乎……过于追求才能，而对德行很少考量，甚至并没有限制报考者的身份，楚王殿下就不担心，将来楚国官场会……走样吗？”柳毅的语气没什么嘲讽，而是真的不明白的样子，还一直斟酌用词。

    “柳先生这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楚国的科举，的确宣扬的是有教无类，然而之所以楚国敢让所有人报考，却是刑部的功劳、或者说是刑部所担的风险……如果真是作奸犯科之人，未被发现罪行、未被通缉，还能够参加科举，又怎么会是科举的错？当是刑部之过！若是没有作奸犯科者，又何必需要人举荐？

    至于中举入仕之后，行事有悖《楚律》、有悖楚官之道，也自有吏部查访，若是行奸佞之事而未被发现，同样是吏部之过，而不是科举之过。科举本身，只是公平、公正的选拔手段而已。”白图长篇大论的解释起来。

    其实也是因为楚国的情况，已经和其他地区不同……

    汉代对于民间的犯罪很“谦抑”，因为他顺应了宗族制，将基层的裁定权交给宗族自身，只要不是闹到官面上，“些许小事”宗族自行裁定就是。

    也就是朝廷根本不知道谁是“坏人”。

    那么需要“好人”的时候怎么办？

    自然就是找有验证的“好人”，来推荐其他“好人”，这种对基层宗族制的倚重，也符合儒家的道德观。

    “谦抑”是律法的原则性之一，《楚律》也讲“谦抑”，不过刑部改革却极力要将民间的审判权拿回来，不允许任何人染指。

    故而楚国的情况不同，楚国不是要好人互相推荐，而是要将坏人统统找出来……

    能在外面溜达的，除了逃犯就是“好人”，如果有“坏人”躲过了朝廷的耳目，那说明刑部的工作有问题！

    至于逃犯……有户籍制度跟着，想要隐藏逃犯身份，在楚国可没那么容易。

    之所以问这个的是柳毅，也是因为辽东之前被“名士”们忽悠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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