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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充分表现穆宗的昏、暴的，一个是成禄案引发的吴可读案，一个是欲重修圆明园而引起的天大风波。

    成禄，乌鲁木齐提督，镶蓝旗。说起此人，书友们大约还有一点印象，左宗棠平定甘肃全境，朝堂之上，慈禧痛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窝在甘肃，新疆不敢去，甘回打不了，不晓得干什么吃的！传旨，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丧师失地，迁延不进，就地免职！”然后，“所遗乌鲁木齐提督一职，着展东禄接任！”

    这是本时空的事儿，在原时空，平定甘肃花了更长的时间，因此，成禄有更多的时间为非作歹：

    他身为乌鲁木齐提督，非但滞留甘肃，坐视新疆糜烂，前后七年，迁延不进，还苛虐驻地周围民众，前后索要钱银三十余万两——在甘肃那种穷地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士民抗议，成禄居然巫良为匪，纵兵虐杀二百余人，然后上报朝廷，说自己打了一个胜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严劾，成禄“革职拿问”。

    但成禄是醇王的私人，后台太硬，如此恶行，最后只拟了一个“斩监候”。

    是个人就晓得，这一“候”，脑袋就算保住了。等到了皇帝大婚、太后整寿之类的“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儿，或“加恩”，或“大赦”，就可减刑，甚至释放。

    一位甘肃籍的御史，叫吴可读的，悲愤之下，上折力争，内有警句：“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汇街以谢甘肃百姓；然后再斩臣之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

    这几句话，激怒了穆宗，认为吴可读欺他年轻。才出此锥心刺耳之语。于是，不但不杀成禄，反倒真要斩吴可读的头了！

    这就太荒唐了。

    成禄的案由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为这个杀言官，不成了桀纣了吗？

    这真正叫“亡国气象”！两宫皇太后苦劝，但穆宗发了牛脾气，生母的话固然不听，一向敬爱的嫡母的话。也不听。

    皇帝的要求太过分了，亲贵大员，一时之间，没有人肯主办这个案子，这个时候，醇王跳了出来：“我来替皇上出气！”

    于是，醇王主持，三法司会审，竟真办了吴可读死罪！

    到了“画行”的时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笔。

    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阙诺”，缺一不可。就因为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吴可读终于逃得一命，改判了充军。

    这位王家璧，在本书中也是出过场的，就是“铁路大会议”上，踌躇再三。才最后一个在支持兴办铁路的奏折上署名的那一位。

    如果说，吴可读一案上，穆宗的表现，仅仅是“荒唐”。那么，重修圆明园一事上，穆宗的表现，就是“疯狂”了。

    重修圆明园，亲政之前，穆宗便一直念兹在兹。一俟亲政，立即开始着手此事。

    这里边儿，既有无可压抑的“游观之兴”，也有强烈的虚荣心在作祟：你们烧了我家的园子，我修个更好的出来，气死你们！

    当然，重修圆明园，名义上是“感戴慈恩”，以之为两宫皇太后颐养天年之所。

    百废待兴，资金紧绌，这个时候重修圆明园，以内务府的尿性，非把国家财政修破产了不可。阿房宫、艮岳殷鉴在前！恭王打头反对，穆宗居然对他六叔拍桌子，大声咆哮：“我把这个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

    然后大发威风，撤掉恭王一切差使——这还不够，“革去亲王世袭罔替，降入不入八分辅国公”。

    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惊愤交谏，穆宗脾气上来，居然亲自拟旨，要将五军机、五御前等十位重臣，一起革掉。

    这就不仅是“倒行逆施”，简直是“丧心病狂”了。

    穆宗不明白：清朝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脱胎于满洲贵族共和，满洲亲贵，是政权的“股东”。就算经过康、雍、乾三朝，“股东”的“表决权”，就比例而言，相对于皇帝这个“董事长”降低了，但依然还是“董事”。

    穆宗这么干，等于要把所有的“表决权”，收到“董事长”一人手里。这种行径，真正叫“动摇国本”，即以圣祖、世宗、高宗之盛年，也绝不敢干。他一个刚刚亲政，没有任何真正权力基础的毛头小子，就这么乱来，下场如何，用脚后跟也能想到。

    早已“撤帘”的两宫皇太后，不跟皇帝打任何招呼，御弘德殿，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当着皇帝的面，恢复了恭王的爵位、差使。皇帝亲拟的那道撤军机和御前的旨意，自然作废，连明发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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