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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谕明确要求，沿江督抚，整饬军备，准备对法开战。

    这道上谕，虽然掷地有声，不过，究其竟，还只是一道内部的动员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战诏书。

    事实上，中法战争，只是一场“事实上”的战争，在法理上，中方也好、法方也好，由始至终，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

    怪不得英国人将中法战争称为“奇怪的战争”。

    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奇怪的局面，说穿了，也不算稀奇——根本原因在于，中法双方，都不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将耗尽国力，断送同治初年以来的宝贵的和平建设进程；法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强国，可是，战场距离本土太远，战争的单位成本过高，战争规模过大、持续时间过长，一样会精疲力竭，国运因之而生顿挫，亦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因此，中国只能抱定一个“衅不由我开”、但法国若“先启兵端”、便不再“曲于含容”的宗旨，也就是说——“防守反击”。

    这个“反击”，是“有限反击”，不是“追穷寇”的那种反击。

    法国人打的，则是一个花小气力、赚大便宜的算盘。

    可是，正如李鸿章之所言，“今日之中国，已非咸丰季年之中国”，法国人花小钱、办大事的盘算，怎么打都打不响。

    法军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怎么也转化不成茹费理心心念念的巨额赔款，打来打去，最后，打出一个镇南关大败，紧接着，将谅山也打丢了。

    不过，这个算盘，打的响也好、打不响也好，那是就整体战局而言的，若局限于马尾一隅，船政舰队和张佩纶的悲剧却是注定了的：

    敌我实力悬殊，我方既不能阻止法舰进入闽江，又被“衅不由我开”绑住了手脚，不能先发制人，坐失唯一胜机，这种情形下，就算换一个能力倍于张某的人来“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也没有避免失败的可能，更何况，张佩纶的能力又非常之可议呢？

    或云：法舰进入闽江的时候，不能阻止，无可奈何，那么，法舰出闽江的时候呢？

    此时，“衅自彼开”，条约和公法的羁绊，都已不存在了，“层层相连、环环相扣”的天险，该发挥作用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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