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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捏着鼻子，替萨摩藩出了这笔钱。

    名义上，这两万五千英镑是萨摩藩向幕府“借”的。

    当然，时至今日，好几年过去了，萨摩藩没有表示过任何还钱的意思。

    这是对自己“铁血”。

    不过，大久保利通虽然确实是个“说到做到的角色”，可是，他的“铁血”，绝非简单的血气之勇，其每一次出手，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务求一击即中——大久保利通是从不做没有把握之事的，更不会如某些热血志士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譬如，“二次长州征伐”之时，轩军向京都进兵，大久保自知实力不及，无法正面与抗，于是当机立断，脚底抹油，留下长州一家坐蜡，终致“若狭湾之变”。

    同时，大久保利通也不是单纯的“权谋之士”，一方面，他不肯“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他亦“有所为，有所不为”。

    譬如，“二次长州征伐”之前，关卓凡曾经建议幕府，许萨摩藩以“封建”，以达到分长州、萨摩二雄藩而治之的目的，幕府遵嘱行事，岛津久光亦为之心动，但是，大久保利通激烈反对，岛津久光只好打消了自立为王的念头。

    大久保利通虽受岛津久光厚恩，却并不自居岛津家奴，他是另有大志之人。

    这个“大志”，便是他自青年时便念兹在兹的“勤王改革”。

    “公武合体”于大久保利通，只是分幕府中枢大权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勤王改革”，也即追求日本整个国家的强盛，这一层，“勤王改革”也好，“勤王倒幕”也罢，其实殊途同归。

    不同的是，大久保利通做事，极善审时度势，不会像高杉晋作、桂小五郎那样一竹竿子捅到底，当幕府还有利用价值，或者说，火候还没到的时候，他就力推“公武合体”；当幕府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已成为他的“勤王改革”的障碍时，或者说，火候已经到了，他是说翻脸就翻脸，说“倒幕”就“倒幕”的。

    大久保利通的“大志”，要靠壮大萨摩藩来实现，因此，绝大多数情形下，岛津久光和大久保利通的利益，是一致的。

    可是，也终有拢不到一起的时候——譬如，上面提到的“萨摩封建”。

    这个时候，大久保利通是绝不会曲从岛津久光的，要“曲从”，只能岛津久光“曲从”于大久保利通；若岛津久光始终“执迷不悟”，则大久保利通的“铁血”，就有可能泼向他的主公了。

    毕竟，在大久保利通的心目中，摆在第一位的，是“日本”；“萨摩”，只能排到第二位；别的，譬如朋友什么的，更加等而下之了。

    这就是我的对手。

    对手如此，队友呢？

    关卓凡不由叹了口气——

    没说的，真正是一群猪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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