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页

    报到上宪，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都被吓到了，生怕激出更大的变故来，都不敢再做进一步的追究，指示江宁府，“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另外，原先准备行达江督和兵部、革除暗蓝顶子衔级的公文，也按下来了。

    于是，散兵游勇们的气焰，愈加的嚣张了。

    除了“借钱”，调戏、猥亵妇女的情形，也开始出现了。

    江宁城还算好，江宁府属的溧水县、江浦县、**县，都先后出现了明火执仗抢劫钱财的事情，虽然劫匪没有戴“大帽子”，可也没有蒙面，不少人都认了出来，所谓劫匪，就是湘军的一班散兵游勇。

    赵景贤赴江宁本任之后，不论从哪方面考量，散兵游勇的目无法纪，都是绝对不能再放任下去的了，必定要穷究根治，只是，怎么个“穷究根治”法儿呢？

    照曾国藩说的，“抓住了，该枷的枷，该杖的杖，该明正典刑的，明正典型”？

    曾国藩嘴上这么说，心里大约也确实是这么想的，未必是口不对心，可是，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可以自然是可以的，只要杀的人足够多，散兵游勇的气焰，终究是压得下去的。

    在这个过程中，未必不会如江宁藩司、江宁将军顾虑的那样，“激出更大的变故来”，但是，要说湘军余部，真会走去扯旗放炮，终究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目下的中国，已不比原时空，掌握压倒性武力的，是关卓凡和赵景贤的这一边儿。

    问题是——

    赵景贤不晓得，曾国藩也不晓得，关卓凡却是晓得的，原时空，有一个“刺马案”在那里摆着。

    留意一下时间线：

    原时空，同治三年，即一八六四年，湘军克复江宁；同治七年，即一八六八年，马新贻履新两江总督；未足两年，同治九年，即一八七零年，马新贻遇刺。
    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