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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最高的亲贵”，一共两位，一位装模作样的“自谦”，或者说“避嫌”，不肯干这个差使；另一位则是真正的“避嫌”——我已是闲云野鹤，这种事情，怎么还来找我，这不是难为人么？

    于是，这个登基大典上第一风光的差使，就落到了曾国藩的头上。

    事实上，曾国藩盈满之咎，常忌于心，并不愿出这个风头，而且，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亦实在不愿此时入京。可是，他找不到辞差的理由；另外，直隶总督衙门驻地保定，距离北京近的很，旅途谈不上什么“奔波”，也不好拿自己的老病说事儿，无奈之下，只好奉诏入京。

    曾国藩的身份是多重的，每一重，都到了人臣的极峰：文华殿大学士为天下读书人之首，直隶总督为天下疆臣之首，一等毅勇侯则为天下世爵之首——亲贵之外，没有人的爵位可以和他比肩了。

    如此一位功绩卓著、名满天下的三朝勋臣，就算单纯述职陛见，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更何况，曾涤生还是登基大典的“宣表官”，以及出现在登基大典上的唯一的一位重量级“外臣”？

    曾国藩是“国丧”最后一天到京的，一进城，先到宫门递请安折子，磕头行礼——行了两遍礼，一次算是“请安”，一次算是“谒灵”。

    回到作为公馆的贤良寺，人还没有坐定，水还没有喝上一口，请谒的帖子便接踵而至了。

    但是，曾国藩吩咐，不论来客是谁，一律挡驾。

    门上翻来覆去，只有这么几句话，“爵相交代了，王命在身，不敢旁骛，不管有什么见教，都请等到登基大典之后再说。”

    曾国藩门生故吏遍天下，外省固然多，京里也不少，来客之中，也有不少他的学生，便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替老师磕个头、请个安——老师戎马倥偬多年，如今春秋高了，不晓得身子骨儿怎么样？看一眼，才好放下心来。”

    门上皮笑肉不笑的，“爵相的身子骨儿嘛，就那个样子，看了不会变得更好，不看也不会变得更差——大人有心了。”

    来人只好怏怏而去。

    客人中还有好几个两江——江苏、安徽籍贯的，说是两江受惠中堂至深，受乡梓士绅之托，前来问候起居。

    遇到这种情形，门上的口气就不大客气了，“爵相督直，如果是直隶士绅有所陈请，登基大典之后，或许不能不见，可是，两江关爵相什么事儿？大人请回，就是登基大典之后，也不必再劳步了——爵相是不会见的。”

    然后，也不管人家脸上挂不挂得住，掉头入内，关上了大门。

    这一鼻子灰碰的……

    曾国藩闭门谢客的态度之决绝，是比较反常的，引起了官场上的许多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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