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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人，放在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其实就是“公使”了，可是，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是宗主和藩属的关系，目下的“宗藩”体制之下，中国没有在“藩服”派驻使者一说，如果真这么做了，必然会引起相关国家——法国、越南以及其他“藩服”的重大疑虑。

    可是，这个人，又必须有“官身”——而不仅仅是“官方背景”，不然，就算越南的总督、巡抚肯见你，越南的国王，也不可能见你啊。

    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还有，这个人，最好是读书人。

    越南和中国一样，以儒教立国，掌国大臣，多是读书人出身；目下在位的国王，在儒学上，也有非常好的造诣，读书人更容易得到越南君臣的尊重，彼此交通，往来唱和，雍容揖让，也更加顺畅自如。

    还有，如果不是读书人，也很难做到“对越南的来龙去脉、越南和中国的关系，都有全面、清晰、深入的了解”。

    可是，此人又绝不能是读死书的。

    这不消说了，此人在越南，是要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察言观色，识人于微，必要的时候，折冲樽俎；同时，还要扮演一个大间谍的角色——读死书的人，如何做得来这样的一份差使？

    就算上面的条件都满足了，也不一定就能够成行——人家不一定愿意去越南呀！

    越南是什么地方？在当时中国人的心目中，那是“荒蛮极边”之地，气候溽热，瘴气弥漫，毒虫横行，我若去了，可不一定能活着回来呀！

    这就不是单靠官位和银子就能够解决的事情了。

    事实上，应募之人，若真的只是为了官位和银子，“富贵险中求”，品性大多不会可靠到哪里去，实在也不是办理这种敏感复杂的重大特殊外交事务的合适人选。

    就是说，关卓凡必须找到一个既有冒险精神、又有献身精神的人。

    这个人，还真得往张骞和班超的路子上走，才算靠谱呢。

    这个人，关卓凡名之为“越南采访使”。

    这个头衔，看似低调，其实大有深意，内里有何乾坤，容后再表。

    当然，这个头衔，是不公开的。

    因为“越南采访使”的任务的高度敏感性，寻找其人选，也是在低调甚至保密的情形下进行的，军机处内，由关卓凡和曹毓瑛两人专责，其余的大军机不予其事。

    曹毓瑛左寻右觅，皆无合适人选，正在彷徨无计，关卓凡说，“有一位唐维卿，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刚刚点了庶吉士，琢如，你去打听一下，看一看他合不合适……嗯，还有，愿不愿意做这个‘越南采访使’？”

    曹毓瑛微微一愕，“籍隶广西”、“年纪很轻”、“庶吉士”——自然是合适的，可是，他能愿意吗？

    进士是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庶吉士则是进士中的佼佼者，“越南采访使”的“读书人”的条件，满足的不能再满足了。

    天朝的庶吉士，对于越南的读书人来说，基本上就是“士林宗镜”般的存在呀。

    而且，最妙的是，庶吉士这个身份，还同时解决了“官身”这个难题——庶吉士是理所当然的“官身”，却又不是实职，常驻越南，就算有人心中嘀咕，也应该不至于产生太过丰富的联想。

    可是，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唐景崧愿意充任这个“越南采访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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