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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藩虽然没有配过眼镜，但也晓得这种镜子要慢慢儿打磨，非一日之功可成的。可自己在上海只能待一个晚上，明儿一早就要坐汽船北上，这眼镜，难道是做好了再派人送到直隶去么？…

    不过，想着赵景贤等自有安排，也不必多问。

    晚上的一切酬酢，曾国藩坚辞不受，赵景贤也不勉强。另外，曾国藩反复叮嘱，明天早上送行，千万千万，别再弄得跟今天接船那般场面了。

    赵景贤亦不以为甚，反正该做的场面都已经做过了，不在乎少这一场半场。

    第二天一早，赵景贤率在上海的江苏文武官员到码头给曾中堂送行，本地士绅和外国友人，就如曾中堂所愿，不再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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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到达北京的时候，天气已经开始暖和了。京城虽然不比江南，但新芽剥吐，大地上已有了最初的春意。

    先到宫门递了请安折子，再到贤良寺。进了贤良寺，坐定，透过一口长气，第一件事，是叫人打一盆热水来，浸泡已经肿胀起来的双脚。

    堪堪缓过劲儿来，水温也凉了下来，正想喊人，赵烈文急匆匆地走了进来：“爵相，关贝勒来拜！人已经进了贤良寺了！”

    曾国藩大吃一惊。

    关卓凡是上官，自己是下属，只有下属去拜上官的，哪有上官来拜下属的？

    这也罢了，更紧要的是，有清一朝，对亲贵和大臣之间的交往，有着相当严格的限制，原则上，亲王、郡王，都不能和大臣私下往来。除了红白寿喜一类特殊日子，即如曾国藩这般勋望至高的重臣，不奉旨，亲王、郡王也不宜“过府探望”。

    关卓凡是郡王衔的贝勒，和王爵已相差无几，加上他执掌中枢，比之普通亲王，分量其实更重，怎么就这么跑过来了？

    饶是曾国藩不晓得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一时之间，也惶惑无计。

    人家已经进门了，不见是不可能的，曾国藩突然醒起：自己穿的还是“行装”——便服！

    一叠声叫人拿朝服来，赵烈文摆手止住了：“爵相，赶不及了，再说，关贝勒也没有穿朝服——也是便服！”

    话音刚落，外面的戈什哈已扯着嗓子喊了起来：“关贝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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