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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卓凡和慈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慈禧本人，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关卓凡考诸于史，有这么个看法：原时空的御姐，再怎么能干，说到底并没有真正具备完整的“改革”意识。

    这不是慈禧一个人的问题。

    “改革”的前提，是真心实意的承认自己落后了，并且是全方位的落后。原时空，“同光中兴”的数十年，清朝的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人才辈出，但几乎没有人，肯真正戳破这层窗户纸，不论是在台面上，还是在私底下。甚至，静夜独处，以口问心之时，大约亦如是。

    因此，就弄出了个“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说法，最多是承认“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可是，尺再短，寸再长，尺不也比寸长吗？

    这个说法，是保守派能够接受的极限，于是，改革派就只能在“寸有所长”上下功夫，顾不上自己“尺有所短”了。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只能在新旧两派的夹缝间，勉强蹒跚前进。

    关卓凡并无意苛责前人。以中国体量之巨，文明制度惯性之大，在没有任何成功模板指的是老大农业国成功蜕变为近现代工业国可以学习的前提下，慢慢摸索前进，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我们『∽长『∽风『∽文『∽学，.⊥x.ne∧t没有可能不支付不断试错的代价。

    不然，即便大方向走对了，可如果步子迈得太急、太大，不但会扯着蛋、撕着胯。会摔跤、翻车。甚至会一个收掣不及。滚下悬崖，粉身碎骨，再无翻身之日。

    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历史现实，不要太多。

    关卓凡发现，二十一世纪，多少在网上痛斥晚清统治者“丧权辱国”的愤青。骨子里其实保守得可怕。不要说改革制度了，就是一个称谓、口号的变化，都能够引起他们铺天盖地的反对。理由嘛，说到底，无非“我泱泱中华，文明器物，啥没有啊？为什么要求诸野蛮腥膻之外夷？恶心！”

    这种口吻，和“不可变乱祖宗成法”，有任何区别吗？这种人，如果生在晚清。百分百会成为改革的最有力的反对者，成为他们痛心疾首的“丧权辱国”的真正始作俑者。

    嗯。混得好的话，拿来做清流，可能是好材料啊。

    改革？真心难！

    略略走题了，回到慈禧身上。

    在缺乏真正的改革意识的同时，慈禧也缺乏基本的工业化概念。

    “基本的工业化概念”，大约比“真正的改革意识”还要难，关于工业化的许多概念，大多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在十九世纪中叶的时候，并不十分明确。

    近现代工业这个东东，在晚清统治阶层的脑海中，由始至终，没有完全脱出“奇技淫巧”这个路子。

    曾国藩曾经跟关卓凡说过：“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话里的意思，跟关卓凡当时所想，完全一样京城保守势力强大，不是办洋务的好地方，真正推动洋务的发展，还要靠地方上的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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