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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与会的，都是执掌翰詹科道的头目。关卓凡秉政之后，除了翰林院，手还没真正伸进去，詹事府。都察院——包括御史道和六科给事中，主事的都慢慢换成了自己人，至少是相对中庸、不会摆明车马同自己作对的人。这些人，不可能在这种场合做仗马之鸣。

    翰林院方面，倭仁这个翰林院的头号掌院学士今儿没来，与会的另一位正掌院学士和两位副掌院学士，其实就没有了“主心骨”。而徐应祥是翰林院的，今天哪个衙门的人都可以“别具奏折”，唯独翰林院不可以。不然，等于表示整个翰林院要公然同关贝勒以及“朝臣公议”作对。这份压力，哪里是今儿参会的几位翰林承受得起的？

    最后是今天会议的主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于是，所有参会人员，无论派系，无论对铁路的真实态度为何，最终全部在奏折上署名，即中央政府所有重要部门，共同表态，支持兴建铁路。

    本朝开国以来，这种议题分歧钜甚的“大会议”，最后却众口一词，国初之后，几乎就绝无仅有了。

    关卓凡大获全胜。

    这次会议，实在是“一次成功的大会，一次胜利的大会”。其意义，不仅仅是关卓凡在修建铁路上面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依靠背后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中国的改革派首次获得了对保守派的心理和舆论优势。双方的斗争远未结束，但在舆论场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对比，走过了第一个最重要的节点。

    在这场斗争中，为京官恢复原俸，是一个很有效的“软铺垫”，使言路上的保守力量，难以下定坚决抵抗的决心。关卓凡对保守舆论势力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算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会上，关卓凡对徐应祥的讽刺、挖苦、斥责，刻毒入骨，无所不用其极，是要警告潜在的敌人：攻讦洋务可以，但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睁眼看世界”——把你要攻讦的事物看明白了先！哪个再“凭空臆想”，哪个再“对洋务一无所知，却偏要来指手画脚”，哪个就是徐应祥的下场！

    保守派反对洋务，既有观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但这两个因素常常是纠葛在一起的。不同的观念，对利益的认知是不同的。铁路是最好的例证，同样的一个人，既可以认为铁路“害我田庐，防我风水”，也可以欢呼：铁路开通，沿线商贾辐聚，地价大涨，我可以坐地生财啦！

    保守派被逼着去实实在在地了解“洋务”，其中，终究会有一部分人，能够对“洋务”得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就有可能意识到“洋务”也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自然而然地，就会想着要分一杯羹。这个时候，原先的反对者，就有转化为支持者的可能；至少，不再作梗。

    此外，借着这次会议，关卓凡开始对中国历史上迁延数千年的两个政治恶习下手了。

    一个是“不言利”。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最恶心、最虚伪的一个花样，真正是“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历朝历代的改革，起因几乎都是财政困乏，则改革的措施无不为生利而行。被动了蛋糕的既得利益者，摆到台面上的反对改革的理由，则无不是“君子不言利”、“不可与民争利”，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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