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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事府就是这样一个不过不失、恰到好处的场所。

    钟王来办这个差使，几乎是最好的选择。近支郡王的身份，对外可以强调，这道旨意代表皇族也即最高统治集团的意志。同时，年纪轻，办这种差使不算失身份；年纪更大、地位更高的王爷，未必肯办这种差事。

    还有，钟王口齿伶俐便给，如果换了别的人，比如醇王，就算肯干这个差事，分量也更重，可是说话结结巴巴，气势上未免不足，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当然，加皇上“兵事”、“洋务”功课的折子是醇王上的，不能由他自个来骂人。

    孙东谋其实没有什么背景，真正有背景的人，反倒站在后面，观风望色。

    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倭仁，以自己同为“弘德殿行走”，有瓜田李下之嫌，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掌都察院的新任左都御史潘祖荫，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支持醇王；但是，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诸公请自行其事”。

    所以，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反对派就没有一个主心骨。没有大树可以依靠，行动起来，自然犹犹豫豫，瞻前顾后。

    等见到朝廷的疾声厉色，清楚再做仗马之鸣的后果，便偃旗息鼓了。

    这一关，关卓凡过的意料之外的轻松。

    关卓凡认真分析，认为除了自己事先的种种布局和事后的凌厉态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美国平叛大捷，这个时候，也即1865年前后，本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和原时空中国人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

    原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失败者的心态；本时空，国人的心态，是半个胜利者的心态。

    关卓凡以为，原时空的排外，除了观念的守旧，很大程度类于生物的“应激反应”，是一种失败者的自我本能防护。

    因为恐惧而抗拒，自我切断和外界的沟通、交流，以自我想象和强化出来的优越感，维持本体平衡，构筑防护罩，以使自我能够在剧烈变化的环境里生存下去。

    “套中人”，其谓也。

    或者叫：“排异反应”。

    其实，中国的保守，大多数时候，只集中于“制度”层面；“器物”层面，对外一向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的器物文明，兼容并蓄，有无数的外来因子。这个传统，直到明末，都没有发生实质改变。

    晚明的士林，对“格物”、“火器”、“兵学”，都有浓厚的兴趣。后人很难想像，那个时候的儒生，居然有许多人醉心“设计火器”和“研究战法”。纸面上的“新式火器”层出不穷，“新战法”也时有所闻。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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