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 咱们回家-《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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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军的战斗力,是在美国的大环境中、以美国北方强大的工业能力为前提的,失去这两点,一切都会不同。
回到国内,如果中国的大环境长时间不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轩军不可避免地会沉沦、堕落,最终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就像现在的湘军,日后的淮军,还有,原时空的北洋舰队。
另外一方面,如果中国不尽快实现工业化,建立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拥有自己的强大的军火工业,轩军的战力很快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近现代战争的消耗极其惊人,库存再多,也有用完的一天。另外,战争中指挥通讯、交通运输、后勤保障等,有赖于一个庞大的近现代工业体系的支撑,此间种种,绝不是仓库里面的一堆枯燥的数字可以概括的。
这一点,美国之行给了关卓凡特别深刻的感受。
原时空的中法战争,陆地上中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法国内阁因此而倒台。李鸿章等却力主和议。当关卓凡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也不明白为何李鸿章如此“软弱”,葬送大好局面,甚至迫害主战的将领,简直“卖国”!
后来他明白了,不管李鸿章其他方面有多少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这件事情上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胜利者中国已经耗尽了战争潜力,而失败者法国才刚刚开始动员。不趁着局部的胜利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和议,再打下去,一定由胜转败,最终全局糜烂,不可收拾。
这就是有没有战争潜力的区别。
近现代的战争潜力,来源于成体系的工业。
说到底,这是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区别。
不认清这一点,不承认这一点,就会永远被人扁。甚至,亡国,灭种。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实现工业化呢?
原时空的洋务运动?
不是说一点成绩没有,但整体而言,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病骨支离的肌体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几个制造局不过是病体表面涂抹的几块腮红。而且,就是这一点点缀,也是低质量、低水平、低效率。
当时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如李鸿章之流,建立各种工矿企业的过程,也是从中分肥往自个兜里揣银子的过程。而且,对自肥的兴趣,恐怕超过为国家“建立自主工业”的兴趣。以致国家财政投入十块钱,往往只有两三块钱的产出。
至于各自为政,把自己创建的企业和军队视作自己的禁脔,其他派系的人固然不能碰,连国家也轻易动不得,就更不消说了。
在这些企业和军队内部,不管壳子如何光鲜,运行和管理本质上还是旧官场、旧军队那一套,哪来的竞争力、战斗力?
这些情况,非独李鸿章为然,其余如左宗棠等亦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差异只在程度而已。
这是大环境使然。关卓凡想,如果自己处在和他们同样的位置上,大概也会是同样的做法。
但现在自己和他们不是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因为“追求”不一样,自己所谋,远远大于他们孜孜以求的功名利禄。
对于自己来说,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之于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犹如左手之于右手,为获得更大的利益,绝不会提前把必须的投资吃掉;而既然左、右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必要这么做。
自己不但不会这么做,也不能允许别人这么做。因为,你这么做,等于在割我的肉。
关卓凡看来,办企业,可商办,可官办,但万万不可“官督商办”,这等于官商勾结,一起挖国家的墙角。
商办不消说了;这官办,需要找到极有操守、极有能力的人来主持。
不论商办、官办,或者说,不论“私有”还是“公有”,关卓凡以为,像中国这种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必须“计划经济”。
工业化早期,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进行原始积累,需要引导甚至强迫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里面,此非“计划经济”不能办。“公有”固如此,“私有”亦然。原时空的日本、韩国,在其工业化形成和所谓“经济起飞”阶段,莫不如是。
“计划经济”的实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以做保障。像现在的朝廷,名义上君主乾纲独断,其实是几架马车勉强拼在一起拉货,随便一个所谓清流的折子都可能打消一项重大国策,是根本没有能力保障“计划经济”的实施的。
而中国守旧力量无比强大,连“地球是圆的”都无法想象,不可指望通过辩论、讲道理神马的来说服他们支持改革,只能硬干,反对者须以铁血手段清除,这个也非高度集权不能行的。
比如修铁路、架电报线,难道非得辩清楚这些个东西不会“妨地气、害神元”才办得?
那还能办成什么事?
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关卓凡认为,“流血”没错,但可怜的谭嗣同把话说反了,要流的,应该是反对变法者的血。
为此,关卓凡甚至不排除发动一场规模适度的内战。
至于“启发民智”什么的,根本缓不济急。宣传很重要,但以中国之现状,所谓宣传只能自上而下强行灌输,指望自下而上形成足以影响大局的舆论,完全与虎谋皮;民间自发的对于普通老百姓的宣传,死水微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
这些,都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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