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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里面的话，倒是说得很漂亮，说自己和李鸿章两个，原为同僚，现在也是同在督帅帐下效命，自然谨供驱使。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意思，就是承认淮军在打平江苏的战事上，亦有莫大的功劳。只是这一点，不必写明，曾国藩和李鸿章自然能读得懂——说到底，给钱就是最大的诚意。

    不过第三层意思，才是整封信的重点和核心——他向曾国藩要人，而且所要的不是别人，是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

    这是他反复考虑之后，下出来的一招妙棋。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二儿子，因为老大幼年就夭折了，所以实际上是曾家的长子。曾国藩这个人，律己很严，对儿子们更是要求得极为严格，到现在，曾纪泽还只是一个三品荫生，并没有真正出仕做官，但学问和人品，都是一流，不但儒学的底子深厚，而且能说英文，对洋务的事，最感兴趣。

    他出来做官，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曾国藩故旧满天下，随便在哪里都能替他找一个位子，朝廷也一定会答应。可是曾国藩忧谗畏讥，认为把儿子交到老部下或者老朋友的手里，不脱利益交通的路子，形迹彰显，有损自己的清誉，因此不肯做这样的事，一直把儿子留在自己幕中。

    他这一层心思，关卓凡揣摩的很透，向他要曾纪泽，恰好可以免去他这一层担忧，因为人人都知道，关卓凡跟湘军不是一脉，而且还是朝廷正统。曾纪泽到上海来做官，就变成很光明正大的一件事。

    在关卓凡来说，这样的一个邀请，既是极有诚意的示好，又是设问——毕竟轩军一系的兴起，已成不争的事实，现在问你曾督帅，是不是愿意把从前那些若有若无的梁子，揭了过去？如果是，则轩系和湘系，未必不可以携手，共同替国家做些事情，而以曾纪泽的身份，则可以隐隐视作是一种“政治联姻”。

    他相信，以曾国藩的气度和格局，这件事会有相当的成算。

    另有一点，他邀请曾纪泽来上海，亦有非常务实的打算——曾纪泽这个人，并不是普通的公子哥，虚好看，而是确有大才的人。上海办洋务，本来就急缺这样的人，因此他并没有打算将曾纪泽当菩萨供起来，而是老老实实地在信里向曾国藩说明，准备请曾纪泽以三品官员的身份，主持新办的“广方言馆”。

    广方言馆，并不是指广东方言，甚至与方言也没有什么关系，本质上就是另一个“同文馆”，准备教授各国语言、近代科学和一些技术实务。考虑到恭王所办的同文馆在京中遇到的阻力，关卓凡玩了一个花巧，特意请教了人，定了这样一个掩人耳目的名字。说起来，泱泱中华，视外国为番邦，则把洋鬼子的话当成“方言”，似乎也说得过去。

    这是洋务中极重要的一块，衬得起曾纪泽的身份，也足以让他一展所长。至于到底能不能撞响曾国藩这口金钟，能不能打动曾二公子的心，那就是“但尽人事，各凭天命”了。关卓凡把这封信，和那张曾国荃的礼单，密密打了封包，交由曾国藩的旧相识，现在被自己延揽在幕中的太仓人钱鼎铭，拳拳嘱托，请他带去江宁，面交曾督帅。

    谁知金钟一撞，洪亮异常，曾国藩不仅对他的请求慨然应允，而且答应让曾纪泽另带二人，以为办理洋务的襄助。不仅如此，在回信里头，还特意说了这样一句话：“今视洋务，有事有权，权则操之总署，事则不离口岸，而口岸之中，则又以上海为重。”话里的意思，跟关卓凡所想的完全一样——京城不是办事的好地方，真正推动洋务的发展，还要靠地方上的自强。

    老吏谋国，一诚如斯，关卓凡不能没有感慨。现在于瓢泼大雨之中，终于接到了曾纪泽三人，这一番苦心，算是落到了实处。

    先请他们三个到侧屋换了干衣，然后才在花厅正式见礼。曾纪泽是跟关卓凡同岁，随他一同来的两个人，也是朝气蓬勃的样子，自己报名，给关卓凡请了安。

    关卓凡客气得很，一一扶起来，请他们入座。客气的原因，是这两个人都来自于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不是等闲之辈，在后世得享大名，为关卓凡所熟知。

    叫做华蘅芳的一个，年纪略长，长于数学和英语，未来会是有清一代数得上的数学大家。

    叫做徐建寅的一个，则要年轻一些，未来亦会成为一名造诣极深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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